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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程颐：《周易程氏传》卷四《经下·困》，见《二程集》下册，第９４１页。
但是随着实践活动在时间、空间中的不断变化，中又是不确定的。其次，儒家子学将《六经》中先王崇礼尚中的政治经验与鬼神信仰，转化发展为一种士人的中道智慧与思想建构。
儒家学者的中道，本来就是源于三代先王的政治实践，体现为国家治理、军事行动、日常生活的正确过程和目的实现。……从上古以来，中国思想一直强调‘中‘和。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因为上古时期的中既可以是一种沟通鬼神、并且必须由巫才能够掌控的神异之物，也可能是一种三代先王才具有的德性天赋和理性能力，故而才有舜恐而求中，才有所谓于上下远迩，乃易位设稽，测阴阳之物，咸顺不逆。【18】李泽厚：《历史本体论》，三联书店，2002 年版，第2-3 页。
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关于先秦中道思想的论述已经不少，本文希望以文献体例为视角对此问题作进一步清理：《六经》原典蕴含着什么中道观念？儒家子学如何继承发展中道思想？在先秦儒家经、传、子的文献体系里，中庸之道体现出什么思想特点？ 一、《六经》原典的尚中思想 我们习惯于将中庸之道看作是儒家传统的思想，其实，中华文明是一个崇尚中道的文明，其尚中思想并不是儒家形成后才有的，而在此之前就有一个悠久历史渊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同时，胡适还在校庆演讲中以整理国故的工作与全校师生共勉，以贯彻其整理国故的学术宗旨。
但是，人文学科的价值则总是非常稳定，那些基本的人文价值往往具有恒常性。国学学科建设问题受到学界的密切关注。[2]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胡适文存》二集，黄山书社1996年版，第6页。其三，中国传统学术的民族性。
特别是现代化转型过程中，人们正在面临着种种社会失序的严重问题，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忠恕之道，仍然可以成为建构现代和谐社会的价值理念。其二，从学科的知识内容来说，国学是民族精神之学。
所以说，国学的提出首先并不是一种学术现象，而是一种思想文化现象。上卷论小学，共十一篇，讨论语言、音韵问题。当然，这些大学的古典学系，主要是以古希腊、罗马的原典文献为依据,将古希腊罗马作为一个文明整体来研究。[3] 《国学即中国古典学》，《光明日报》2010年10月20日国学版。
1932年，国学门改称文史部。所以，西方大学的古典学是以古希腊罗马文明形态为研究对象，以探讨西方民族、文明传统的特殊性，并且在各民族文明传统中寻求普遍性价值。胡适作为中国近代学术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从国故学的意义接受了国学概念。国学的兴起和发展，首先应该从中华民族精神的价值建构的时代需求来考察。
尽管中国传统学术也包括一些科学知识，但我们今天谈的国学学科应该是人文学科。国粹之说强调通过挖掘中华传统学术资源，实现中华文化中精粹、优质的传统资源、价值体系、民族精神的建构和弘扬。
与此不同，人文学科的根本目的则是要探寻作为主体的人本身，思考人的本质、人的生存意义等人的价值问题，并由此表达某种价值观念和价值理想，从而为人的行为确立某种价值导向，其所要解决的主要是人应该如何的问题。1922年，北京大学正式设立国学门，确立了国学在新的学科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国学门分设文字学、文学、哲学、史学、考古学五个研究室。
另一方面，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中国知识精英，其骨子里仍然坚持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他们引进西方器物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精神动力，正是源于中华文化与学术中的民族主义精神。西方人强调西方文明的核心价值具有普适性，而中国传统国学中表达的中华文明核心价值同样具有普适性，能够丰富、完善人类文明，我们相信，21世纪建构的人类文明，必然是一种多元互补的文明。国学的兴起，本来就鲜明地表达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要求，故而国学学科的建立，就具有的民族文化主体性的特点，表达出中华文化复兴的要求。国故学的提出，肯定了中国传统学术应该以及如何进入到民国时期新的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中来，肯定了国学在新的学科体系和教育体系中应有一席之地。这样，胡适心目中的国故，还主要是一套历史文献的材料，这是他和章太炎的区别。英国著名学者斯诺在他的名著《两种文化》一书中，将一切文化知识分为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这两种文化。
而中国大学建立的中国古典学，应该是以整体的中华文明形态为研究对象，通过探讨特殊的中华民族文明传统，并且在这一特殊的民族文化传统中寻求普遍性价值。下面我们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
所以，这一种并不是独立知识体系的国学也难以持续。而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运动乃至新式的大学体制，都是在否定自身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
他说：且夫学问非必悉求之于他国也。北京大学的国学门将国学看作是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文学等学科的总和，即以西方哲学、历史、文学的学科观念与方法处理中国学术的材料，这一种国学失去了中国传统学术本有的内在体系、完整知识、文化生态。
因而，作为中国古典学的国学，应该以中华文明的历史的、整体的原生态为研究对象，以古汉语为载体的经、史、子、集为文献和历史文化遗产为依据，探讨在几千年的漫长历史中形成的、并且具有典范意义的中华文明体系。科学知识与人文知识确实存在很大区别。他们追求民族精神的价值建构，离不开中国传统学术的知识保存和挖掘。我们首先从知识学的视角和意义讨论国学。
他说：夫一国有一国之民族精神，犹一人有一人之个性也。笔者认为，国学学科建设问题，与国学所包含的知识与价值两个问题相关。
[3]古典学的一大特点，就是将世界上实存的文明形态、历史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以解决北京大学国学门将中国传统学术分化到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文学等各个不同学科的问题。胡适将国学看作是国故学，强调中国传统学术是故去了的文化知识。
其实，当代学界在讨论国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时，面临的重大问题仍然是：国学与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文学的关系问题。显然，章太炎所说的国故一词，国当然是指作为国家、国族的中国，故则是中国历史上已经过去的古典学术，国故也就是我国固有的文化、学术。
中国传统国学应该是以价值理性为主体的人文知识。1921年7月，胡适在南京高师暑期学校演讲时说: ‘国学在我们的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古典学与胡适的国故学还有一个重要区别。早在晚清时期，一些士大夫提出国学概念时，就将国学与国粹等同起来。
国学以国名学，就是强调这一学科的民族主体性、文明主体性意义。而且，中国人文学科的现状和发展表明，缺乏对自身知识传统和价值传统的继承，人文学科很难有所突破与创新。
故而，这一种国学并不是一种独立知识体系的学科，而只能是西方学科体系的附属，即只能够被肢解到西方的文学、哲学、史学等学科之中。所以，作为具有恒常价值和意义的国学经典，仍然可以为当代中国和世界提供重要的价值资源。
近代知识界一部分人开始意识到，只有通过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挖掘、弘扬，才能够更多地获得中华民族的国家认同与精神弘扬。国粹一词的国是国家、国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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